从这个意义上说，它能感通万物而范围天地，即虚而应物，静而感动，发生感应之机[31]。

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之后，学术界在马克思主义指导下，对理学进行历史的、科学的清理与研究，取得了一定的成果。在明代中期以前，中国还没有出现资本主义的萌芽，当时的理学家强调道德的价值和个人的自觉，因此，理学有其存在的必然性和理论价值。

心一元论哲学虽然夸大了主观精神的作用，否定了对客观规律的认识，但它强调独立思考，反对崇拜权威，却起过一定的积极作用。流派 理学中有不同学派，各个学派之间既有相同之处，又互相区别，使理学思潮呈现出复杂的情况。孙复作《春秋尊王发微》，为统一的封建国家作论证。司马光虽未建立完整的哲学体系，但他提出以虚和诚为中心范畴的一套哲学思想，也构成了理学中的一个派别。产生 理学是北宋以后社会经济政治发展的理论表现。

南宋初，道学名称颇为流行。与理学有联系的，还有北宋时的王安石。理学家喜欢谈论子贡所谓夫子之言性与天道不可得而闻，并不是天道不可言，而是天道不离人事，故不言。

在以古文运动为旗帜的批判思潮中，讨论得较多的还有心性情及其关系问题。[16] 乾阳之气具有运动的本性，在其恒久不息的运动中创造了万物，形成了四时。总之，理学既有启发智能、丰富和发展人类精神文明的积极因素，又有阻碍人的个性发展等消极因素。[5]《复性书下》，《李文公集》卷二。

他提出的天人四德说，把天道之元、亨、利、贞同人道之仁义忠信联系起来，把人性提到本体的高度，从而提高了人的地位。这也是理学之所以形成的一个重要标志。

而他的心统性情的命题，进一步确立了人性论的主体思想，这一点特别为后来的朱熹所发展。这时的理学家，已经建立了各自的哲学体系，理学的重要范畴已经全面提出。此外，欧阳修所谓人道，是同人性相联系的。李翱《复性书》，继承并发展了《中庸》学说，提出了比较系统的性情学说，为理学的天人合一性命之学提供了直接的理论来源。

[23]《道无常名说》，《欧阳文忠公全集》卷一百二十九。[20]《明用》，《欧阳文忠公全集》卷十八。这些思想均为以后的理学家所发展。-------------------------------------- [1]《请韩文公配飨太学书》，《皮子文薮》卷九。

在范仲淹看来，诚是体现天人合一的最高范畴，性以诚著，德由明发，其诚也感于乾坤，其明也配乎日月[22]。[6] 这个广大清明之心即性，能够产生明觉。

他强调修道而复其本，以提高人的道德价值，这就是后来理学家反复讨论的所谓诚明之学。孙复的春秋学和胡瑗的周易学一样，受到理学家的重视。

范仲淹本人很注意培养人才，除了主张传授儒家六经，还重视经世致用之学。欧阳修说，《复性书》是《中庸》之义疏尔，他对李翱的忧世之心非常佩服，恨翱不生于今，不得与之交。新的文风和体裁已不能完全容纳旧的章句、训诂之学的内容，要恢复和发展儒家学说，就必须在内容方面有所发展，这样就产生了《原道》《原性》《复性书》《天说》《天论》这一类著作。而宋朝中期的理学家，无不大讲其诚、敬、静、格物、穷理等学说。[24]《易童子问》卷一，《欧阳文忠公全集》卷七十六。与韩愈同时的柳宗元，过去一般认为，其思想与韩愈是对立的，但这仅仅是问题的一方面，从整个思潮看，他同韩愈一样是提倡文以明道的，他所提倡的儒家大中之道，也是以仁义为其根本内容，圣人之所以立天下曰仁义，仁主恩，义主断，恩者亲之，断者宜之，而理道必矣。

但是除此之外，张载的穷理之学并不完全否定闻见之知，程颐的格物之学，同样具有认识论的意义。他还提出穷理的问题，就事物而言，其运动变化的根源及其作用谓之神化，其运动变化的规律则谓之理。

同时，它也有深刻的理论教训，理学家普遍推崇理性而压抑、否定感性，强调直觉体验而忽视经验认识，更不可能从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以及从社会关系方面讨论人的本质问题。理学家普遍地赋予人性以本体意义，就在于强调人在天地间的地位，强调人的主体性。

从社会方面说，人是有精神生活和道德追求的，是有理性的社会存在。总之，这次以古文运动为旗帜的新思潮，是一次儒学复兴运动。

韩愈作《原性》，提出所以为性者五与所以为情者七的道德人性说，成为以后理学家讨论性情问题的不易之论，而他的性三品说，提出人性何以不齐的问题，为后来的理学家留下了一个重要课题，所以朱熹肯定韩愈的学说较之以前各家最为近似。理学家的人性学说正是通过讨论这些问题建立起来的。[18]《送廖倚归衡山序》，《欧阳文忠公全集》卷六十四。这正是理学家所讨论的重要课题。

[27]《宋元学案·古灵四先生学案》。孙复明确反对墨守注疏，主张组织有卓识绝见的学者，重新注解六经，以阐明微义，考其归趣。

周敦颐作为重要理学家，或许可以看作过渡性人物，因为在他的宇宙论哲学中，带有明显的道家思想的痕迹，他在《太极图说》中提出的无极而太极以及太极生阴阳的学说，实际上还属于宇宙生成论的哲学。二 北宋初年的儒学运动，是以庆历新政为背景发展起来的。

[16] 见《乾为金赋》，《范文正公别集》卷二。胡瑗在湖州教学时，把教育内容分为经义、治事二科，后取之以为太学法，并著为令。

柳宗元、刘禹锡还提出物、数、势、理诸范畴及其关系问题，这些都是理学思潮的前奏。但是这种复兴，当然不是简单地回到以前那种粗俗的经验论和目的论的哲学及其寻章摘句的经师之学，而是在批判、吸收和融化玄学、佛学思想的基础上形成的具有理性主义特征的新儒学。宇宙本原，即是人性来源，或者说，人性即本体。而万物的变化，四时的运行，有其客观必然性，他称之为理，这样就提出了理的范畴。

张载说：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新的思潮突出表现为自由解经和疑经精神的发扬。

一切都被归结为理的产物或表现，而天下只有一个理。理学家的人性论，以天人合一说为其基本理论框架，这几乎无一例外。

[6]《复性书上》，《李文公集》卷二。天地以生物为心，天地生物之心只有通过人才能完全体现。